赵波：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新质生产力

题记：2024年7月27日，北大国发院MBA讲坛第75讲在承泽园举行。本文 根据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的演讲整理。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新质生产力”。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历了40多年的快速增长。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前景能否继续维持高速，进而成就新一轮增长奇迹，这是我今天想探讨的主要内容。

我将首先梳理我们经济增长的逻辑和背景，然后简单回顾过去这些年的一些经验，接着展望未来短期内面临的一些经济挑战，最后，我将说明如何通过三种不同手段提升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

通过梳理学界的分析，以及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对于中国经济阶段的划分有如下几个显著的时间节点。

1978-2016年：高速增长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6年，中国经历了很多事，例如双轨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加入WTO、广泛参与国际贸易；我们也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等挑战。这期间尽管有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仍然实现了年均9.2%的增长率。一个如此人口众多的大国能有如此超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这在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2017-2049年：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国内要以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2017年的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100年的2049年这段时间，是高质量发展阶段。

按照国家的发展和部署，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17-203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十九大到2035年，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这与我们刚刚结束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新目标紧密相连。这些目标与2035年的几个重要节点相吻合，届时我们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通过多年的脱贫攻坚工作，在2020年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将这些任务置于整个发展阶段中考察，可以发现现在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具有许多特殊性。这也与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复杂形势直接相关。

2035-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果能够在2035年前成功完成所有预计的基本任务，那么我们将进入另一个新阶段，朝着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性

在当前发展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先谈谈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从1978年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波动，但平均增速非常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40年里，年均增速在9%左右。然而近些年来，尤其是从201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速不断下降。这既由于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波，也有新冠疫情和全球新一轮衰退的影响。经济潜在增速从2012年左右的近10%降至现在的约5%。

面对这样的数据，很多人感到悲观，担心中国经济是否出了问题，是否还能按照过去的高增长进一步改革下去。经济增速放低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大量人口失业，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放缓，投资回报降低，关系到千千万万家庭的福祉。

因此，我们急切需要搞清楚如何才能提升经济增速，或者避免它进一步的下降。

我们需要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以前为什么做得很好？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绝大多数人会认同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头40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市场化的改革、投资驱动的发展战略、扩大开放与国际贸易、经济上财政分权等。

为什么那些成功经验在当前遭遇了挑战，无法维持过去的高增长呢？部分原因是经济内在规律的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再增加资本投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会逐渐降低。例如，美国、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都经历过快速增长阶段，但在增长后期都出现了增速逐渐下降的现象。

除此之外，我们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包括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等。例如，房地产业过去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但由于2019年之后国家推行“三条红线”政策，旨在遏制房地产企业过高的债务增长，这导致房地产企业融资困难，投资大幅下降，进而影响了土地市场的拍卖，加剧了地方政府本就严峻的债务危机。同时，由于过去的房地产投资在我国整体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也导致经济中的投资需求下降得非常快，经济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增速放缓。

与此同时，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日益复杂，从中美贸易战，到世界各地局部地区的战争，再到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着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当信心不足时，他们会减少消费和投资，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亟需解决的挑战。

我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上述挑战的重要手段，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生产效率，它衡量了企业在相同要素投入下的产出能力。体现在宏观层面，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生产效率。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经济学家们采用了一系列的生产计量方法在宏观层面进行估算。生产效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技术进步，还体现了创新能力和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

回顾历史，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速约为9.6%，生产效率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贡献了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释放了大量活力，淘汰了落后产能，保留了优秀企业。然而，自2010年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呈现下降趋势，目前维持在1%左右，即仅仅贡献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可以发现技术进步或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幅减少，从过去的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速超过一半降至现在的百分之二十。这一现象提醒我们，生产效率和创新速度的放缓，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突出问题，未来经济发展需要更加注重提升生产效率，以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因此，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理论，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个重要手段

针对当前增速下滑的挑战，我认为可从三个方面着手提升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是科技创新，二是经济结构的持续转型与升级，三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一）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作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并非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部，但科技创新能力确实与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紧密相连。回顾中国过去的创新历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模仿式创新策略，即通过观察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来推动自身发展。例如，当看到发达国家成功制造了优质汽车或手机时，我们也迅速跟进，利用成本优势、快速学习能力、政府提供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以及庞大的市场规模，逐步掌握了这些技术的生产能力。

然而，这种模仿式创新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随着我国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可学习的先进技术日益减少，加之专利保护制度的严格化以及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技术出口限制，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阻力。

因此，转向自主创新，加大自主研发和投入力度，成为我们突破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中国在研发投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从过去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就设定了明确的研发投入目标，并逐步实现了这些目标。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达到2.6%左右，不仅超过了“十五”期间设定的2.5%的目标，而且在全球高收入国家中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尽管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研发投入强度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我们已经超过了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家，展现出了强大的研发实力。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期在未来达到3%左右的水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单纯增加研发投入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科研产出。高质量的研发需要深厚的基础学科积累作为支撑，而真正的原创性、自主性科研成果更是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不懈的努力。因此，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重基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支撑。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研发质量卓越，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基础学科优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等自然科学奖项的密集程度来看，这些发达国家在基础学科具备显著优势。我国也已深刻认识到基础学科创新的重要性，在最近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目标。媒体频繁报道的芯片制造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正是我们在基础学科支持上仍需加强的例证之一。目前，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仅为8%左右，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的整体研发强度未必高于中国，但它们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却是我们的两倍以上。

创新不能单纯依赖政府补贴。事实上，我国70%以上的创新活动是由企业，包括国企和私企，通过市场机制完成的。因此，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对于支持创新至关重要。中国的金融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结构使得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非直接融资如股票市场或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尤其是那些在金融体系中不占优势的企业，往往难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只能依赖自有资金进行资本积累和创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完善长期资本投入机制尤为关键。创新是一个长期且充满风险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持续的资金支持。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往往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不愿为高风险的创新项目提供资金。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能够支持早期创新项目的长期资本投入机制，确保创新活动在初期就能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

此外，政府还应完善市场制度，帮助企业分散创新风险。虽然企业家天生具备承担风险的精神，但创新不仅关乎企业利益，更关乎全社会的发展。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创新环境，降低其创新风险。

除金融市场之外，产权保护也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例如，清华大学某团队AI算法被美国大学生创业团队抄袭的事件，凸显了产权保护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产权保护不仅是对创新者劳动成果的尊重，更是激励全社会创新活力的重要机制。通过专利等产权保护手段，可以为创新者提供一定期限的市场垄断权，从而激发其创新动力。这种制度安排虽然看似与垄断相关，但实则是为了促进创新而设计的有效激励机制。

在探讨创新环境的构建时，制药行业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证。该行业以其极长的研发周期著称，一款新药的推出往往需要经历多轮严格的药物测试和临床试验，且最终仍有失败的风险。若对新药的产权保护不力，任由侵权行为泛滥，无疑会严重挫伤药品制造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

因此，中国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必须从金融制度安排和产权保护机制两方面入手，进行全面配套，而非仅仅关注某个单一的数字指标。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创新行业必须保持其可竞争性。这意味着，政府应避免通过行政手段赋予特定企业以排他性优势，如通过行政许可或行政垄断的方式指定少数企业承担创新任务。这种做法不仅可能损害市场效率，还可能抑制整体创新活力。我们应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通过市场竞争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也要警惕自然垄断的形成，确保市场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二）经济结构的正确转型和升级

经济结构的持续转型与新质生产力提升之间的关联可能不如创新直接提升生产力那般显而易见，但也非常重要。从宏观层面看，产业结构主要由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部门构成，它们的占比及演变遵循着一定的经济规律。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显著的产业结构变迁。最初，农业是就业的主要领域，占据了70%的就业人口。随着时间推移，农业就业比例已降至30%以下，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其他行业。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制造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东南沿海城市的工厂如富士康等吸引了大量务工人员。这种从农业到制造业的转变，是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典型阶段。

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升级。美国当前制造业和农业劳动力都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涵盖了教育、法律、医疗健康、金融等多个领域。这一转变表明，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比相应增加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规律。

中国同样遵循了这一规律。从1978年至2012年，制造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增加值占比维持在48%左右。201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GDP的最大贡献者。目前，制造业的GDP占比已降至33%，而服务业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与制造业占比的下降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重合性。这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探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甚至因果关系。研究指出，制造业占比与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有着密切的联系。制造业因其技术创新活跃、生产效率提升迅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因此，当制造业占比下降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也会相应减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任制造业的萎缩。尽管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制造业先增后减的规律，但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其制造业发展更为充分。这表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保持一定的制造业占比对于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至关重要。

通过对比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业占比，可以进一步印证这一点。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制造业占比通常经历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相比之下，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占比即便在相同收入水平下，也系统性地高出低收入国家十多个百分点。这一现象揭示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强大优势，而低收入国家则往往因过早的去工业化，即制造业占比过早下降，而面临挑战，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跨越至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当前正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特定阶段。我们的制造业占比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得益于早期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大量投资。自2012年左右起，制造业占比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否延续发达国家工业化路径，维持制造业占比在一定水平，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

制造业相较于服务业，具有产业链长、可贸易性强的传统优势。当前，中国出口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和锂电池等，均为制造业产品，其可贸易性直接促进了国家出口与经济增长。此外，制造业涉及较高的研发投入，而服务业则相对较低。

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并未进一步强调服务业的扩张，这已释放出明确信号，与以往发展规划有所不同。为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国家金融体系正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从贷款流向来看，工业贷款增速远超服务业，长期贷款增速更是达到服务业的两倍之多，显示出国家对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领域的强大支持。这一趋势不仅体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也为制造业的持续升级与转型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在接下来的时期，我们的产业发展导向将保持不变，新三样将继续作为我们独具特色的增长点。数字经济作为当前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创新的深入发展，我们正经历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是其显著特征。得益于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中国在此方面拥有显著优势，无论是政府数字化还是企业数字化，都展现出巨大的潜力。目前，中国在数字化进程中的各项指标表现优异，推进速度快，相对于其他中高收入国家实现了“弯道超车”。这一成就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优势密不可分。

具体而言，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包括移动通信的高普及率、固定宽带的广泛接入、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应用以及移动网络的全面覆盖。此外，较低的移动通信费用使得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服务，进一步促进了数字经济的普及和发展。与巴西、印度、韩国和日本等国相比，中国的移动带宽费用最低，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与成效。

未来，我们应继续利用这些优势，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进程，并促进服务业的升级。需要强调，服务业并非不重要，而是需要细分和区分。服务业大致可分为消费型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两类。消费型服务业直接面向消费者，如线上购物平台等。而生产性服务业则主要服务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如金融服务、审计服务、会计服务和法律服务等，这些服务的技术进步迅速，与制造业紧密相连。

观察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可以发现，尽管某些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比也不低，但其主要集中于消费型服务业，如尼泊尔等国，服务业占比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但其中多为消费型服务。而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据重要地位，这反映了其产业结构的先进性和高效性。因此，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注重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和质量，以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

在未来，与推动制造业升级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应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以更有效地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在于，我们的服务业必须达到足够高的水平。回顾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历程，尽管我们曾承诺开放服务业，但时至今日，开放的步伐仍显有限。即便是在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城市市场，如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等方面，实际进展也并未如预期般显著，服务业的整体发展速度依然偏缓。

要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单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推动效率提升并非最佳途径。更为有效的策略是利用市场机制，其中扩大服务业开放是核心手段之一。通过引入竞争，服务业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从而激发其改进服务、提升效率的内在动力。这种竞争环境的营造，对于推动金融、健康、养老、教育等民生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与开放至关重要。

除金融领域之外，健康、养老、教育等民生服务业同样拥有广阔的开放空间。例如，党的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教育领域的开放政策，鼓励国外理工类大学与中国合作办学，这不仅是教育开放的具体实践，也是服务业开放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有望进一步激活服务业市场活力，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统一大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这一概念听起来较为抽象，但其核心在于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整合。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然而，当前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存在两个典型的问题，一是市场不充分问题，商品市场已经相对成熟，但资本、劳动力、产品及土地等关键要素市场上仍十分欠缺。二是市场分割问题，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以资本市场为例，市场分割现象显著。在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环境中，并非所有类型的企业都能获得平等对待，私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相较于国有企业面临更大困难。数据显示，国有企业约60%的投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而私营企业的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更为紧密的关系，以及政府在其中的隐性担保作用，导致私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劳动力市场同样存在分割现象。以北京为例，户籍制度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北京户口的稀缺性不仅关乎个人身份认同，更直接关联到子女教育、购房、购车等切身利益。这种与户籍挂钩的资源配置方式，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统一发展。

自1958年实施的城乡户籍制度，至今已显著滞后于当前劳动力流动的实际需求。当前，我们亟需构建一个机制，以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于大城市，而非通过人为设置的壁垒将优秀人才拒之门外。应促进户口的自由流动，减少当前中国的户口制度与诸多社会保障措施如医疗、养老等福利的关联度。值得欣慰的是，除特大城市外，许多地区已显著改善，外地户籍人员在北京等地就医也能享受较高的报销比例。

然而，城乡差距依然显著。自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城乡收入差距始终维持在三倍左右。尽管部分归因于教育水平的差异，但即便在控制教育水平后，城市户籍人口的收入仍高于农村同等教育水平人口约30%。这一现象背后，是城市进入壁垒的存在，迫使许多优秀劳动力留在农村，甚至接受低于其价值的薪资，这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现。

为提高生产效率，我们既要追求技术进步，也要确保资源要素得到充分利用。若市场处于割裂状态，则意味着资源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力，从而制约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打破这种分割，需政府层面付出巨大努力，且非中央政府一己之力所能及。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是形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之一，因其目标与中央政府不尽相同。因此，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需中央与地方协同制定并执行配套方案。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税收和发展的考虑，往往对外地企业设置门槛，倾向于将招投标机会留给本地企业，从而限制了市场的整体效能。若各地均持此心态，则中国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却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无法充分发挥资源要素的潜力，自然也无法实现高效的生产力。

国家提出的统一大市场战略，其核心在于消除这些壁垒。当前，许多显性壁垒虽已减少，但隐性壁垒依然存在。过去，对外地企业的限制往往明文规定，如今虽不再如此直接，但民营企业在实际经营中仍感受到不公平待遇，这需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在现实中常出现一种现象，可形象地称之为“玻璃门”效应。地方政府表面上热情洋溢，表示欢迎外来企业参与本地经济活动，如招投标等，但实际上，当企业试图深入参与时，却往往遭遇无形的阻碍，仿佛被一道透明的门阻挡在外。此外，还存在“弹簧门”和“旋转门”现象，政策朝令夕改，初时承诺满满，不久后便以各种理由收回承诺，让企业难以捉摸，难以真正触及到核心经济活动。这些现象深刻反映了当前我们在推进市场统一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特别是对中国2024年的发展而言，挑战尤为严峻。基于过去40余年的经验，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挑战。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而言，关键在于供给端的创新与发展，即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或增长动力。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依然存在，尽管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居民消费恢复的速度远不及生产恢复的速度，中小微企业的复苏也滞后于大型企业。这种恢复的不平衡导致民众对经济复苏的感受与统计数据之间存在差距，进而产生“体感不佳”的现象。

因此，我认为，当前应着重从供给端发力，同时辅以需求端的刺激政策，以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具体而言，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提升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三大关键领域。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