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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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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人格障碍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症状反社會行為、詐騙、暴力、難以控制行為和衝動、应激性
类型B型人格疾患[*]、人格障礙、疾病
治療心理治療
分类和外部资源
醫學專科精神医学、​心理學
ICD-116D11.2
ICD-10F60.2
ICD-9-CM301.7
DiseasesDB[1]
MedlinePlus[2]
[编辑此条目的维基数据]
人格障礙
人格障礙A型（奇特）
人格障礙B型（戲劇化）
人格障礙C型（焦慮）
待分類的人格障礙（英语：Personality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反社會人格障礙（英語：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SPD）或反社会型人格[1]，是以频繁违反社会行为规范、藐视乃至侵犯他人权利为主要特征的一種人格障碍[2][3]。反社会型人格患者缺乏责任感，道德意識淡泊，不会感到羞耻或后悔[4][5]。盛行率据不同估计在0.05%~4%之间（一般超过1%），男性远多于女性。反社会型人格患者认为欺骗、偷窃等行为是“生存”所必需的；他们越年轻时，越可能表现出更极端的行为，为满足私欲不择手段，至中年后则通常有所缓和；严苛的纪律、规范、法律等社会环境也可以缓解疾病症状、预防不良行为[6][7]。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是公認最難治療的心理障礙之一；且这些个体常不认为他们有任何问题，不会寻求治疗。反社会型人格患者常与其他心理障碍（如物质滥用等）共病。反社会型人格和违法犯罪行为有密切联系，可能有约50%~80%的男囚及20%的女囚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主要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最新版为DSM-5-TR，2022）中定义。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ICD-10）曾定义了社交紊乱型人格障碍（Dis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其中包含反社会型人格障碍（F60.2）、非社交型人格障碍（asocial）、精神病态（psychopathic）、社会病态型人格障碍（sociopathic）等子类型[8][9]；在最新的ICD-11（2022）中已不再定义所有具体人格障碍类型。不过，ICD-11另用维度的方式描述了六大人格特征或模式，其中“社交紊乱”（英語：Dissociality，6D11.2）的“人格特征”——“漠视他人的权利和感受”，包括“自我中心”和“缺乏共情”——与DSM定义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的人格特征有相似之处。本条目所说的反社会型人格如无特别指明，均使用DSM中的定义；也会介绍ICD-11中提到的人格特征“社交紊乱”。

精神病態和反社會人格障礙之间已作了區分，目前許多研究人員認爲精神病態是一種與反社会型人格重疊，但有區別的疾病[10][11][12][13][14]。

部分演化心理學学者認爲：反社會型特质与行爲是人类演化形成的心理行为機制库的一种正常功能，而非异常或疾病。尽管欺骗、霸凌等反社会行为很可能招致报复或惩罚等，而损害“反社会者”本人的生存繁殖利益，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大幅增加他们的基因延续机会，所以“反社会者”才始终在人群中保持一定的比例。因爲反社会行为会严重損害其他大多数人的生存繁殖利益，反社会型人格才一直被大众乃至臨床心理學家錯誤地視作一種疾病[註 1][16]。

症狀與診斷標準

在DSM-5-TR中，反社會人格障礙属于B类群（夸张或不稳定型）人格障碍[4][17]。具体诊断标准为[18][7][6]：

A. 從15歲開始，将“忽視或侵犯他人權益”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下列至少三項症状：

  1. 不能遵守社会规范和法律，如反复做出可能被逮捕的行為。
  2. 欺骗性，如反复撒謊、使用假名，為牟利或享樂而欺诈他人。
  3. 冲动性，或不能提前做出計畫。
  4. 易激惹和攻击性，如反复的斗殴和攻击。
  5. 漠不关心自己及他人安危。
  6. 經久的無責任感，总是逃避或忽略主要责任，如总是失业、无法还债。
  7. 缺少懊悔之心，如毫不在乎對他人的傷害、虐待或偷竊等行为，或将其合理化。

B. 至少18岁。

C. 在15歲之前出现品行障碍的迹象（如校园欺凌、吸烟酗酒、打架斗殴等，在家庭、学校违反规范或损害他人权利，甚至被学校开除或被公安机关管教[2]）。

D. 反社會行為不僅僅出现於思覺失調症或双相障碍的发作期中。

反社会型人格患者通常没有建立积极人际关系的能力，缺乏人类正常的友情、亲情；即便实际上没有社交困难，也不会或不能长久维持一段关系。反社会型人格患者和常人相比更难从惩罚中吸取教训[2]。和他们的冲动性一致，他们很容易感到厌烦或焦躁，难以忍受日常事务的单调[19]；因此常移情别恋，从事地位较低的工作，甚至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以回避工作需要的稳定踏实乃至追求刺激[6]。

反社会型人格患者常与其他心理障碍共病。多达80%的反社会型人格患者同时患有酒精或药物成瘾[20][21]；在物质滥用患者中，有18.3%（男）/14.1%（女）的人同时为反社会型人格[22]。物质滥用还可能减少约束力，增加冲动性，从而进一步助长他们的反社会行为。患者自杀的风险也高于常人（尤其是女性患者）[23][24]，这可能与他们的冲动与漠视安全有关[4]。

社交紊乱

在ICD-11中，“社交紊乱”属于六大异常人格特征/模式之一，其核心特征是“漠视他人的权利和感受”，两大表现为“自我中心”和“缺乏共情”[25]。

自我中心：如权利感，期待他人崇拜，积极和消极的寻求注意行为，关注自我而非他人的需求、欲望和舒适

缺乏共情：即对自己行为造成他人的伤害漠不关心，包括欺骗、操控、利用他人，刻薄或肢体攻击，对他人的痛苦冷漠，为达成自己的目标而冷酷无情

自我中心的表现既可能是积极/有意的，也可能是消极/无意的；消极/无意行为比如未意识到其他个体对他们来说也和自己一样重要。缺乏共情若达到极端程度，可能表现为在几乎没有挑衅刺激的情况下攻击他人，甚至以他人的痛苦为乐等。此外，“缺乏共情”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交紊乱的个体在认知上不能理解他人的痛苦，只是他们不在乎，乃至将他人的痛苦作为一种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标[25]。

社交紊乱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有重合之处但也有不同，如社交紊乱并不强调“冲动/无计划”等特质，“冲动”在ICD-11中主要属于“脱抑制”这项人格特征[25]。

成因

生物学因素

遗传因素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家族中聚集和传递；且“拥有女性反社会型人格亲属”比拥有男性亲属风险更高[7]。一些可能增强反社会行为的人格特质，如“冷漠-无情”特质，表现出很强的遗传性；在同为高水平冷漠-无情特质的情况下，遗传也同样会增加反社会行为[26][4]。再如“攻击”特质的遗传度在0.44~0.72之间[2]。染色体异常可能也有影响，如罪犯中呈XYY型染色体畸形的比例超过普通人群[2]。

在可能涉及的特定基因中，MAO-A（英语：Monoamine_oxidase_A）基因被關注，其可分解單胺神經遞質（如血清素和去甲腎上腺素）。各種研究基因與行為關係的研究表明，導致產生較少MAO-A的基因變異，例如啟動子區域的2R和3R等位基因，與男性的攻擊行為有關。這種聯繫還受到早期生活中負面經歷的影響，有低活動性變體（MAOA-L）的兒童比受到高活動性變體（MAOA-H）的兒童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更大。SLC6A4的基因，是另一個與反社會行為和人格特質有關的基因。通過2016年發表的全基因組關聯研究，已經確定了ASPD的其他多種基因候選物[來源請求]。

神经生化因素

杏仁核过度反应、前额叶抑制降低可能与反社会型人格患者冲动、攻击阈值较低有关[2]。

大腦受傷可能會導致中樞神經系統標準發育受到破壞，從而導致激素釋放，從而改變正常發育模式。睾丸激素是一種激素，在大腦的侵略性中起著重要作用。雖然較低的血清素水平可能與ASPD相關，但也有證據表明，在許多實驗中，血清素功能下降與衝動和攻擊性高度相關。衝動與血清素代謝異常有關。一些研究發現，在受虐待兒童中，單胺氧化酶A與反社會行為之間存在關聯，包括行為障礙和成人反社會人格障礙。反社會行為可能與頭部創傷有關。反社會行為與右半形核，左島和額極皮層的灰質減少有關。表現出反社會行為的人表現出前額葉皮層活動減少。前額葉皮層參與許多執行功能，包括行為抑制，提前計劃，確定行動後果以及區分是非。CSP（Cavum septi pellucidi）是邊緣神經發育不良的標誌，它的存在與某些精神障礙（例如精神分裂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存在鬆散的聯繫。一項研究發現，與對照組相比，有CSP者的反社會人格障礙的水平明顯更高[來源請求]。

心理社会環境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刺激与挫折（如父母离异、父爱或母爱剥夺等）会导致他们无法发展共情能力，进而促成反社会型人格的形成[2]。确实许多反社会型人格患者从儿童早期就过着被虐待和忽略的生活，他们“学着认为世界就是那个样子”[7]。一项研究发现，认为父母照顾水平更低的，以及认为母亲过度保护的个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反社会特质[27]。不过，这些事实暂都不能说明父母教养等成长环境就是反社会型人格的成因之一（相关≠因果），因为无法排除其他的可能：如可能不是父母行为引起了孩子的反社会行为，而是孩子本身的反社会行为引发了父母的负面行为；如可能反社会特质高的个体血亲受基因影响本身也具有较高的反社会特质，虐待孩子只是这种特质的表现而已；等等[4]。

另有观点认为，父母的酗酒吸毒、偷窃抢劫等冲动乃至违法犯罪行为可能对孩子起到不良示范作用，进而促成他们反社会人格的形成[2]。同样，无法轻易证明这种因果关系，因为可能这些行为都是由基因遗传而非“示范作用”导致的。

文化影響

臨床心理學的社會文化論認為疾病受文化方面的影響。關於法律體系應在多大程度上識別和接納具有ASPD初步症狀的患者，也一直在爭論不休。有爭議的臨床精神病醫生Pierre-ÉdouardCarbonneau指出，誤診的可能是災難性的。由於缺乏足夠的證據，無法診斷的文化或環境影響，精神醫生需要忽略，用他的話說，是“謹慎行事”[來源請求]。

治療

药物治疗

药物难以改变人格结构[2]。藥物在治療反社會人格障礙方面的應用仍未得到很好的探索，關於使用藥物治療反社会型人格的嚴格證據目前尚無定論[28]，並且尚未有FDA批准專門用於治療反社会型人格的藥物。尽管如此，仍有药物可短期缓解或控制一些症状，如抗癫痫药物可控制冲动行为，特别是对于脑电图有异常波幅的患者[2]。一般不主张对人格障碍长期或常规使用药物，因为远期效果难以确定[2]。

心理治疗

一些方法將側重於親社會行為的有形的物質價值，而摒棄反社會行為。“除非對社會和他人造成危害，否則未經過病人同意不得強制就醫”也是屬於聯合國人權文件的一部分。另亦有論認為涉及殺人等嚴重暴力罪行的反社會人格者屬無可教化，只能以長期、甚至不得假釋之終身監禁、死刑，將他們與社會永遠隔絕，防止他們再次危害社會[來源請求]。

預後

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是公認最難治療的心理障礙之一[29][16]；且这些个体常不认为他们有任何问题，不会寻求治疗[7]。尽管如此，从一生的时间跨度来看，反社会型人格患者至中年后症状通常会有所缓和（如在30岁[2]或40岁[7]之后），尽管仍然难以建立家庭，难以与亲人或朋友建立持久、尽责、亲密的关系。一项研究发现反社会型人格患者在18~30岁的患病率为2.3%，到了65岁则低于0.05%，减少了98%[2]。这一趋势可能是因为患者在心理学或神经科学方面的成熟，也可能是因为很多反社会型人格患者被投入监狱或受到其他社会约束而无法实施反社会行为[6]。尤其是那些在童年时没有品行障碍，在青少年时或刚成年时才出现反社会倾向的人，随着年龄增长改善的可能性更大[30]。

流行病學

反社会型人格是最普遍的人格障碍之一，不同测量方式得到的结果一般在0.05%~2%之间[17]，也有多达4.1%的[31][32]，并未发现民族或种族差异[33]。一项研究认为在美国成年人中发生率约1.0%[33]。反社会型人格在男性中的发生率远高于女性[33]。在监狱内的人群中，可能有约50%~80%的男囚及20%的女囚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24][34][35]；在罪行特别严重、作案手段残酷的犯人中比例可能更高[2]。

被關押的罪犯中，診斷為反社會人格者的比例約為診斷為精神病態者的兩到三倍。多數在海爾氏精神病態量表（英语：Psychopathy Checklist）（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簡寫為PCL-R）得高分的亦通過反社會人格的診斷標準，而許多反社會人格的診斷標準的在PCL-R上並未得高分[36]。

兩項北美研究和兩項歐洲研究中發現，反社會人格障礙最常見於男性而不是女性，男性被診斷出反社會人格障礙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三到五倍。作為流行病學流域（ECA）研究的一部分，發現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的男性濫用酒精和非法藥物的可能性是沒有ASPD的男性的三到五倍。在一項針對患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的男性和女性的研究中，與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濫用藥物[來源請求]。

歷史

自心理醫學發現此人格障礙，近百年來便有不同醫學名詞出現，大致為：無罪感（Guiltlessness）、精神病態性人格卑劣（Psychopathic inferiority）、悖德症（英语：Moral insanity）（Moral insanity）、悖德痴愚（Moral imbecility）。現代則多為用反社會人格（英语：Psychopathy#Sociopathy）（Sociopathy）等醫學名詞。DSM的第一版於1952年列出了反社會人格障礙。1968年的DSM-II重新排列了類別，“反社會人格”被列為十種人格障礙之一。個體可能有欺騙他人、操控他人、損人利己的行為發生，反社会人格高智商者輕則侵犯他人權益，重則會參與金融犯罪，反社会人格低智商者輕者則自我放縱（如吸毒、酗酒），重者則損人利己（如打架、謀殺、危害社會、犯罪）。

扩展阅读

注释

  1. ^ 进化心理学所说的“正常”“非疾病”仅从心理学、生物学或医学的角度——尤其是“该项行为或特质从全人类的视角纵观演化史来看能否有效起到延续基因的作用”——考虑，并不代表任何社会道德评价；正如部分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强奸是人类在某些环境下的一种本能，且其他心理或精神病学家也几乎都不将“喜欢强奸”像恋童那样视作心理疾病，这不意味着他们在道德上赞成强奸行为。——另有截然相反的道德情感指，将反社会型人格视作疾病反而缓和了对反社会型人格罪犯的道德评价，因为这种“极难治疗的心理疾病”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借口”，降低了当事人的自主道德责任；所以将反社会型人格“去病化”反而更有利于社会对反社会型人格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道德与法律判断，也就是说，支持“不将其视作疾病而是正常人格功能”更体现了道德上谴责反社会行为的态度。当然，这个话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理学或精神医学的范畴。——同时，即便反社会心理特质从演化史来看属“正常”而非“异常/疾病”，也不意味着某个反社会型人格突出的个体一定拥有与普通个体同等水平的心理适应能力——事实上绝大部分被目前的医学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的“患者”都确实具有明显不良的社会适应性，只是这些特质在少数特殊情境（维持在恰当的水平、与其他人格特质或智力能力等相互配合、特殊的社会或自然环境等等）下可能使“患者”拥有高于一般人的生存繁殖成功率从而将增强反社会型人格特质的基因传递下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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